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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短篇小说《扮演者》:“造神”的荒诞 专题介绍

来源:百盛娱乐官网 | 时间:2018-11-12

  所谓当事者迷,道德的、政治的,就因为你在局内所以你不能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不是控诉就是揭露,要不就是讴歌……但这都不是文学的功能。局外一点,边缘一点,就会不同。”

  “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都应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边缘。 ”

  “一个成熟的小说家不应该让读者从作品中只看出一个主题,作品的主题在写的时候是非常模糊的,写完以后,自己才意识到可能有这样的意义,或者是在别人点出这样的意义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意义。”

  “我选这篇小说是因为它揭示了我性格的另一面:爱开玩笑。这篇小说像是一个玩笑。无意中听了这么个喜剧性的人物扮演领袖的事,我将它更荒诞化了,让它超出了戏剧本身。”

  出国后的严歌苓不仅创作了一批移民题材的小说,同时还有大量反思故土的作品。移民的身份使她能融合中西方视野,跳脱民族政治圈话语的清醒。作品中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有“人性观”作为反观故土的着眼点,使她的“中国记忆”小说增添了文化深度,同时,多样的题材、新颖的语言以及创新的叙事模式,在内地作品中凸显出卓尔不群的审美品质。

  他笑笑。习惯来得很快,他已尝到被人服从的快感。快感和着一口辣丝丝的烟聚在鼻腔,熏着脑子,再扩向全身。他几乎忘了是沈编导给他点的烟。点烟时她对他说:“好极了。出神入化。你复活了毛主席——他们都把你当成真的了……”

  《扮演者》中的主人公叫钱克,是一个舞蹈演员。在专业素养方面,已经“一年多没咋练功”了,连个跑龙套的角色都轮不上,只能从事拉幕布之类的打杂工作;在道德素养方面,这个“不完全的文盲”在与女友同居的同时,还把一个售货员“弄得连打三胎”。这样一个“二流子”,在剧团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由于“在食堂赊欠太多,三个月工资都不够还”,只能自己胡乱下点面条糊口。因此,说钱克是一个“废物”,毫不苛刻。

  其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剧场女领导沈编导想排一出歌颂领袖的现代舞剧《娄山关》,由于钱克长相酷似毛主席,就打算让他扮演伟人。让一个“二流子”扮演领袖,这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而钱克第一次登台,就把毛主席演成了小丑。这让沈编导意识到,“这个舞剧不成丰碑,就一定是滑稽杂耍”。如果成了滑稽杂耍,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代,“她的创举不仅成不了创举,还有政治官司要吃”。因此“一定得让钱克脱胎换骨”,让他既形似伟人,又神似伟人。换言之,就是要把钱克“造”成一个万人膜拜的神,即偶像。

  但严歌苓的重点并不是描述怎样将“废物”“造”为偶像,而是探究当这“废物”成为偶像之后,人将如何面对“废物”。小说中的所有人当然都知道钱克不过是一个扮演领袖的扮演者,然而事情的可怕之处在于,当这个扮演者越来越像领袖时,所有人竟然都匍匐在自己所“造”的这个偶像面前了,如同面对真实的领袖一样。

  在异化前,钱克作为一个人见人弃的“二流子”,是可鄙的。在异化后,钱克作为一个人见人敬的偶像,是可怕的。可鄙虽不足称道,但也是基本的人性,所以又是可以理解的。可怕虽能赢得景仰,但因扼杀了人性,只能让人“敬而不亲”。对此,小说提供了这样一段场景:他看见立在人群外的小蓉(注:编导的14岁的女儿,起初对钱克不屑一顾,后因其扮演者身份而接近钱克,发生关系),想对小蓉递一个亲昵的眼色,但克制了自己。他还想好好抠一抠脚。脚上的湿气恶痒,但他也克制了。“伟大的人性是与人本性中的低级趣味相悖的。”他不记得在哪里读了这句话。

  事实上,一切真正的神圣都是立于大地的,都是拥抱世俗的,都是充满温情的。然而包括中国极“左”文化在内的“造神”文化,在营造偶像时,为了凸显偶像的崇高、伟大、神圣,总是将这偶像“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结果,导致世俗之人对这偶像一味地怕,偶像自身也会愈益“非人格化”,经过这两个方面不断的相互强化,必将导致偶像的坍塌。《扮演者》中的钱克就是这样。在最后全城公演那天,舞台着火了,此时钱克正陶醉于自己的“像,真像”毛主席,宁可被烧死,也不愿像他人那样逃命。或许在他心里,“伟大的人性”也是与逃命这种行为相悖吧!而且此时众人已经知道了钱克糟蹋了沈编导的女儿(小蓉),他害怕一旦逃出火场,“所有的人都会上来撕他。那以百余天培养出来的角色,就会在刹那间被撕得连渣儿也不剩”。结果,“人们最后看见大火失禁了,自由地扬向天空。他动也不动,完整如塑像”。毁灭,既是对“造”出来的偶像的讽刺,何尝不也是此类偶像的最好结局!

  在严歌苓的创作中,短篇小说《扮演者》很少被提及。但这篇小说其实是严歌苓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品之一,它以中国现实为背景,对源远流长的造神文化进行了剖析和反思,让人们认识到,哪怕被造者本是废物,但一旦被神化,同样能够催生难以想象的罪孽。

  人把“废物”捧为偶像,并成为这偶像的奴隶,已经够沉重的了,不过仍然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常见主题。事实上,只要人尚未摆脱奴隶心态,就必然会热衷于“造”出一个又一个神式的偶像,并顶礼膜拜于其脚下。鲁迅在《谈皇帝》中就分析过这种现象:那些“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而奴隶们却“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希望呆皇帝“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的愿望当然注定要落空,但即便如此,甚至即便不怀有这种愿望,奴隶们也仍然会渴望形形色色的“皇帝”,这恐怕就是奴隶性。但严歌苓的《扮演者》并未止于此,它还将探索向前继续推进了一层,它让人看到:当“废物”被“造”为偶像之后,有时候,连这“废物”自己也会为那偶像所奴役。《扮演者》中的钱克就是如此。

  钱克,一个颇具滑稽色彩的剧团小人物,经过政治伟人对其潜移默化的人格塑造和行为置换 ,他在沉思静默中体会领袖人物的精神高度和人格力量,并在“脱胎换骨” 的改造过程中 ,将自我与所扮演的伟人形象混淆 ,无法分辨戏与生活 、虚构与线岁少女小蓉由最初的轻蔑厌恶到被他的自负、睥睨天下的领袖气魄所打动,不由自主地爱上并主动“牺牲”自己,证实了钱克在“扮演伟人”的过程中气质的改变,一步步向形神兼备的伟人形象置换的成功。

  14 岁少女到底是对他本人迷恋还是对他作为伟人化身的形象产生崇拜? 小蓉坚信 :“他和她是以心相许的恋人 ;是准备赴汤蹈火的神圣的恋人 ,而不是母亲狭小、卑微心目中的男嫖女娼 。”叙述者的客观立场因为这句话而彰显出来 。如果叙述者赞同这种畸恋关系 ,后半句就没有必要添加, 否则即使是以小蓉否定式语言说出的, 仍然会有一种反讽的效果 。而钱克也对小蓉产生了感情, 这份“ 真正的爱情” 与领袖对他的精神改造同样意义非凡。无论在他人看来是怎样一种不道德的情感, 在当事人心目中是绝对的纯洁坚贞。情欲与政治纠缠在一起,“性别的魅力与政治的魅力呈现为一种互为转喻的关系” 。这场“洛丽塔式”畸形恋情, 其实呈现的就是一个关于文革的性政治话语相互转喻关系 。女性对男性的崇拜爱恋 ,与群众对领袖的崇拜在精神实质上同出一辙。

  正如詹姆逊的那句名言:“第三世界的文本 ,甚至那些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 总是以民族语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 小说揭示了“个人崇拜”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心理,无情解构“伟人神话”,指出中国发生历史悲剧的心理根源。

  钱克用“伟人”的方式演绎了生命的最后一幕, 精彩却充满滑稽之感。作者始终模仿一种俚俗嘲弄的市井语气讲述钱克的故事, 戏谑地刻画钱克神奇的“脱胎换骨”和“仿真”扮演对他和周围群众产生的魔力,包括“伟人之死” 的高潮一幕,小说语言具有极大的艺术张力, 将现实/荒诞、神圣/鄙俗、严肃/滑稽 、真实/虚幻… …等矛盾相悖的因素纠结缠绕在一起, 叙述者满含讥讽的语气越发反衬出故事中聚焦人物严肃行为的滑稽可笑,悲剧性的故事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喜剧色彩。作者以一种成功的艺术形式建构了暗含着性政治话语转喻关系的时代悲剧。

  严歌苓创作的潜力还在于她关注并熟悉民间语言的各种形态,例如民间的喜剧性语言,这对我们这个少有喜剧典型的文学传统来说,实在是一种太重要的资源。也许是从西方再返回东方的缘故,严歌苓对我们民族民间的喜剧性语言资源更加敏感。跟西方民族日常生活平民化和上帝崇拜神圣化不同,汉民族的多神膜拜有着平民化倾向,而日常的,现实的生活却等级分明,因而发生着一次又一次造神运动,中国民众也一再承受偶像崇拜的精神奴役喜剧在很多时候是对精神苦难的一种化解,是用看透人的笑声去粉碎偶像崇拜的枷锁而在日常谈吐中将圣人,贤人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以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的互补,渗透消解掉神圣的光环,是民间喜剧性语言的重要形态。

  严歌苓对此体悟甚深《扮演者》这篇小说,按严歌苓的说法,是呈现了她性格的另一面:爱开玩笑,其实正是严歌苓性格跟民间喜剧性语言形态的契合。小说讲述一个喜剧性人物扮演领袖的故事。在文革那个隐喻无限的年代,领袖崇拜成为最大的精神苦难,化解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它戏谑化小说中......小说以文革年代日常生活中的这种造神运动,完成了对神的颠覆,种种在时间的距离中显得荒诞的话语成了绝妙的喜剧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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