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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现代文学作品:《小说月报》忆旧与希冀

来源:百盛娱乐官网 | 时间:2018-12-20

  今年是百花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百花”)六十华诞,六十年来百花出版了很多优秀小说、散文和文化读物,其中最吸引读者眼球的应该是在老社长林呐支持下,由徐柏容先生倡议创办的《小说月报》,《小说月报》是优选全国最新中短篇小说作品的选刊,创办至今即将进入第40个年头。多年来《小说月报》几乎包揽了全国文学期刊评选的所有奖项,并名列前茅,是优秀小说的载体,也是百花的经济支柱。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两个《小说月报》:一个是我此刻所言的百花出版的《小说月报》,创刊于1980年;另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上世纪20年代诞生的《小说月报》,是由我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创办,鲁迅还在当年的《小说月报》发表过作品呢!两个《小说月报》时隔近一个甲子。强姧美女的小说百花《小说月报》的酝酿出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年后的1979年,是文艺新时期的开始。那时不仅茅盾先生健在,晚清民初出生的一代文学家健在的也不少,不少在拨乱反正后老当益壮重返文坛。那年百花的美编陈新和赵中令,受林呐社长和徐柏容副社长的委托去茅盾家,告知前辈百花的意向,马上得到了茅盾的热情赞赏,茅公还欣喜地为《小说月报》题写了刊名。历史上《小说月报》的创办者为新生的《小说月报》题写刊名,足以看出茅盾对《小说月报》的重视。顺便说一下:当年沿用史上《小说月报》的名称,曾有人担心过《小说月报》的冠名权。后来也确有甘肃文艺出版社《读者文摘》发行势头正劲之时,美国1922年创刊的《读者文摘》一纸诉状,使得他们不得不更改刊名,去掉“文摘”二字,更名为《读者》。我国的《著作权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颁布,好在《小说月报》刊名的使用是我们中国文坛自己的事,有茅盾先生的大力支持,一切就都不是问题。在《小说月报》创刊后的三个月,编辑部人员北上南下,聘请了茅盾、叶圣陶、巴金、谢冰心、孔罗荪、刘白羽、冯牧、韦君宜、陈荒煤、方纪、万力等22人组成强大的顾问阵容,这为《小说月报》的起步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小说月报》的创办,无可否认对当时和以后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小说月报》让普通老百姓花有限的钱(创刊时定价0.45元)、用有限的时间及时读到代表中国当代最高水平的中短篇小说,是众多文学爱好者在当年电视不普及的状况下离不开的阅读需要。对于作者来说,作品得到《小说月报》的转载,就有了在文坛上立足和发展的底气。

  《小说月报》一上市,订数高达百万,给了编辑们很大的鼓舞。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领导陈冰同志不久就在天津市委宣传部干部郑法清(后任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陪同下,到出版社慰问。他们看到编辑部的办公条件后很是惊讶,没有想到编辑部还不如现在很多家庭卫生间大,这样的办公条件竟编出了在全国影响巨大的《小说月报》。不久,一篇《五个人,六平方》的文字见诸报端,进一步扩大了《小说月报》的影响。编辑们在狭小的空间里讨论稿件,除了组长和编务有一张办公桌外,其他人都是拎包办公。夏天闷热太拥挤,编辑索性在楼道的乒乓球案台看稿。集体讨论时在拥挤的“六平方”并肩而坐,确实分外亲热和谐。

  《小说月报》的编辑们是怎么选稿的呢?美编赵中令回忆,创刊初,每期发稿之前,都要召开几次由社领导参加的故事会。分管小说出版的副总编周艾文和组长赵克明,把他们经过编辑初审后集中进行筛选后的稿件,逐篇向林呐和徐柏容两位领导讲述故事梗概。对主题思想、语言能力、写作手法以及总的评价都一一说明,供大家讨论。无争议的一次性通过,有不同意见的反复讨论,无法调和的由林呐和徐柏容最后决定。尤其对有争论的小说,大家畅所欲言,亮明各自观点。

  1980年12月,河南驻马店地区的文学刊物《沃原》上发表了孟伟哉之作《战俘》。故事的梗概是:一志愿军营长被俘后,在战俘营英勇不屈,誓死要求回国。但是回国后“文革”被审查批斗,劳改并沦落街头;而一个软骨头的战俘被送台湾,后到美国成了华侨资本家,回国访问还受到贵宾规格的招待。作品发不发,难以统一意见。周艾文坚持发,赵克明就是不同意。急得本来有些口吃的周艾文更焦急地说:“克明,你是一个很好的行政人员,但是看稿子你不行……”最后还是林呐和徐柏容拍板定下:“发!”

  周艾文是浙江人,方言重,表达能力不强,但文学功底深。作为领导的他及时阅读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当代》《收获》《十月》《百花洲》《柳泉》等,里面发表的作品超过百万字,每天下班都要选几部刊物带回家夜读,次日再换一批继续。说到此,想起大约是1981年底到1982年初,我刚到天津出版局组织部协助工作,周艾文先生去局办理调动回浙的手续,回想当年,也理解了组织部同志对他充满由衷的祝福、嘱咐与不舍的原因所在。他虽早已作古,可包括很多百花老同志们留下的编辑的工作作风,却长久地得以传承,带着稿子回家继续工作是好编辑的工作常态。那时没有电脑,但至今老编辑刘书琪还记得《小说月报》多年发表的稿件来源和众多作者的文学经历。

  南大毕业生董兆林(后任《小说月报》副主编)1987年底结束实习阶段后正式做编辑。这一天,小董也像当年的老周一样,下班带几种刊物回家阅读,当他浏览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期刊《昆仑》时,已是深夜。一篇《去意徊徨》读了两页他就不忍释手了,八万字的中篇小说他一口气读完,久久无法入睡。《去意徊徨》的作者刘琦是兰州军区某部技术操作员,在意外的火灾中,小说现代文学作品为抢救一名婴儿被大火烧伤,失去了双眼、双手,左腿致残。在救治过程中,他又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煎熬,顽强地与伤情作斗争,该作就是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所写的自身经历。写作过程中,他将特制的软笔绑在断臂上,凭治疗后右眼仅有的一丝光感,靠估测落笔,八万字的中篇历时四载,三易其稿,历尽千辛,终至完成,其耗费的精力、体力常人难以想象。小董读到最后一章“小病友叶玲病危”时,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想到,转天是发排1988年第一期稿件的日子,于是他一大早便匆匆来到出版社,跟邓元惠主编表达了自己彻夜难眠的感动。随后他先请编辑部主任李子干(后任《小说家》主编)过目,子干主任用最短的时间看完了作品,一再大加赞赏。得到一贯热心扶植晚辈的子干的支持,小董才将作品交给主编邓元惠。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才女主编邓元惠在《河北日报》任职时,是最早报道邢燕子的记者之一。谨慎认真的她听了李子干的意见后,停看其他,马上阅读该作。编辑部里静悄悄,只听见翻阅稿件的纸张声和钟表的嘀嗒声。大约两个多小时后,小董听到了用文件柜隔开的里屋传来了邓主编的啜泣声。后来邓主编走出来,红着眼睛对小董哽咽地说:“这实在是一篇让人感动的好稿子。”当时编辑部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期的全部稿件,《去意徊徨》的“横空出世”,无疑给大家出了一道难题,真是难以割舍已经确定的稿件。但是最后经过反复讨论,还是达成共识,推迟了后来被文坛公认为佳作的另一部作品,1988年第一期先发表刘琦之作。

  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很多报刊、电台转载或播出。很多读者来信赞扬刘琦是“当代中国的保尔”“作品是一曲催人泪下的生命之歌”。读者来信如雪片,编辑部为此篇开设了一个“读者·作者·编者”栏目,统一刊登主要来信。当年24岁的刘琦回信道:“不少朋友都说是在泪水潸然中读完这篇小说的,然而让大家流泪并非我写作的目的,我是想让大家在擦干泪水后,发现自己不是变软弱了,而是恰恰相反。想让大家知道,人,最富有承受力,不论所遭受的不幸和挫折多么巨大,只要不失去自信,就有希望,就能获得成功,就能在身后留下一条不平凡的人生轨迹。”他自强不息的感人事迹广为流传,被兰州军区荣记二等功,并授予“钢铁战士”的光荣称号,还出席了北京召开的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当年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同志还去医院看望了在沪养伤的刘琦,对他身残志坚、刻苦创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奉献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小说月报》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最早创办的文学选刊,从全国几千种文学刊物中选稿,可谓沙里淘金。编辑努力将最好的作品选入刊物,作家的作品被《小说月报》选中后被影视编剧导演发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机会就更多。1986年我曾经编了一期《百花简报》,做过一个统计。许多中老年人或许还记得,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孟良的《血溅津门》、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还有《牧马人》(原作为张贤亮的《灵与肉》)、叶辛的《蹉跎岁月》等大约百余部影视作品,都是从《小说月报》发现故事,进而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新世纪初冯小刚导演、葛优主演的贺岁片《天下无贼》,就是根据《小说月报》作者赵本夫的原著改编的。影片放映后,我还收到葛优的父母葛存壮、施文心夫妇的来信,感谢我们及时为他们提供的《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办刊一流,装帧设计和插图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美编煞费苦心。仅因篇幅关系,无法详述,只好暂付阙如。

  《小说月报》每两年评选“百花奖”,获奖作品结集出版,这优中选优的丛书,特受欢迎。20世纪90年代先后任职的主编薛炎文、马津海,在市场经济的漩涡中坚守编刊宗旨,坚定按质取舍,直至新世纪到来,尽管网络冲击纸质读物,许多刊物印数大幅下滑甚至停刊,《小说月报》却依然坚挺地屹立于文学期刊之林。为使读者更多地阅读到优秀作品,在出版获奖作品集的基础上,后又将因获奖数量所限而几票之差遗憾落选的佳作结集为“入围奖”丛书出版,既推出佳作,也弥补了评委的遗憾,更使得《小说月报》获得多重的附加值。

  《小说月报》创刊之初发行量过百万,因为纸张偏紧,一度不得不限制发行,真乃“洛阳纸贵”。出版科徐嘉祥科长总在计算成本,每天八点他的算盘就噼里啪啦地开始作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订阅《小说月报》还需要邮局有关系才能订上。《小说月报》也经常创造在今天看来是神奇的趣事:编辑出差若带上几本《小说月报》,可以一通百通,能及时买到火车票,特需时还可以拿到卧铺票。出差的编辑托运两把藤椅时才知道当年有规定竹器不可运出四川,但铁路工作人员一听是《小说月报》编辑,则大开绿灯。1984年,国际女排精英赛,我和几位百花同人还参加了央视黄金时间制作的《小说月报》广告片呢!那是半个月的比赛,每晚八点黄金时间播出《小说月报》广告,《小说月报》更加深入人心,读者更多,锦上添花。

  《小说月报》选稿一贯注重来自生活的生动作品,还由此寻找到一位失踪的革命烈士。那是1995年2月的这期,发表了如今已是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张抗抗的中篇小说《非红》。作品讲述了主人公朱小玲参加革命的一段经历,朱小玲的原型,就是张抗抗的母亲。小说记述了主人公对一位革命烈士贾起的回忆、怀念与内疚的复杂心绪。贾起是1943年被通缉的员,当年他冒着生命危险陪同女友朱小玲回家乡取盘缠,以便一同奔赴抗日前线,但途中不幸被捕,不久被秘密枪杀。这段历史鲜为人知。数十年来,贾起的父母在无尽的等待中眼泪流尽,郁郁而终。就在《小说月报》发表这篇作品的次月,烈士的外甥女婿赵传康候机时,偶然买了这期的《小说月报》。他读到这篇《非红》时,越发感觉贾起特别像妻子经常说起的20世纪40年代失踪的二舅。回家后,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岳母,岳母连夜读了小说,觉得很多相关介绍确与二哥有相似之处,于是马上致信《小说月报》编辑部。经《小说月报》编辑搭桥,烈士的亲人终于找到张抗抗的母亲,后经山东省委查证属实,向烈士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一个活生生的革命青年贾起,在五十多年后终于从干涸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小说月报》的创始人徐柏容先生,2014年4月住进天津总医院,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和副社长韩铁梅去看望他,徐老看见小韩首先问的是《小说月报》和《散文》月刊的发行量(《散文》月刊同《小说月报》同时创刊,都是徐老创办的)。那天我拿出《中华读书报》刚刚发表的《我与徐柏容先生的忘年之交》一文,给徐老读,徐老认真地听,没听清楚的还让我再读。读到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的段落时,徐老又重复称赞我道:“艳华同志,你几年编辑的书很多人一辈子也编不出来……”其实,我到百花不久,徐老就离休了,是党委书记王俊石把写徐老事迹的任务交给了我,使我才走近了徐老,了解到德高望重的徐老不平凡的业绩。上世纪30年代就发表作品的徐老,“文革”落难,同住“牛棚”的妻子不忍屈辱自尽。他由此坚定一个人走了第二个46年春秋,全身心地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行进在“创新、创新、再创新,建一流出版社”的求索之路,并作出杰出贡献,荣获“第四届韬奋出版奖”,还被评为“新中国六十年百名杰出出版人物”。徐老多年出版的书都签名送我留念,我下决心写徐老,学徐老,我编辑的书经常得到已是耄耋之年的徐老细心指点,促使我更加刻苦学习钻研,做好编辑工作,至今如此。我深感宣传和记录在林呐、徐柏容先生“创一流出版社”思想指引下、努力奋斗的老百花人的群像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借此文向在百花园辛勤工作的已故和健在的老领导、老编辑、老出版人致敬,向与徐老同时策划推出“百花散文书系”的老总编郑法清致敬,也祝愿长期主持编辑部领导工作、组织散文书籍编辑出版的百花元老董延梅大姐身体健康!

  为《小说月报》创刊辛勤工作的领导和编辑林呐、徐柏容、周艾文、李蒙英、邓元惠、陈新等都已作古;《小说月报》原组长赵克明,创刊号连他的名字都没体现的名副其实的主编,虽健在但已神志不清;百花小说室主任顾传菁(后任新蕾出版社总编辑,最早发现扶植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责任编辑)也已八旬开外;最早为《小说月报》装帧设计的帅哥赵中令和王书朋(油画家,辛亥革命纪念邮票的设计者)也均年逾七旬。后来长期设计月报的美编魏钧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英年早逝。“长江后浪推前浪”,希望百花新一代传承百花优良传统,努力做好编辑工作。最近刘奇平书记送我一大字本《小说月报》,我才想到,很多钟情于文学的读者也老了,看来《小说月报》的新人在精准服务于各类读者上用了心思。

  我以1980年《小说月报》创刊号内容结束本文:安静作《将军的故事》、李宏林作《大海作证》、蒋子龙作《解脱》、陈椿年作《铁疙瘩》、林斤澜作《问号》、王蒙作《表姐》、冯骥才作《雕花烟斗》、陈放作《最后一幅肖像》、白景晟作《天堂的虚惊》、阮朗作《但德尔斯一家》。文学永远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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